获得独立后的玻利维亚长达五十年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玻利维亚独立后仍然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区域,在这里具有印第安农民,还有无穷无尽的矿山,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太多的战乱导致当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期,当时国家也采取了措施来挽回经济,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182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在旧有的查尔卡斯王室法庭管辖范围之外建立起来。在进入共和国生涯之前,玻利维亚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当时正处于经济的低迷时期,在随后的50年间,玻利维亚的经济停滞不前。从19世纪初到 40年代,玻利维亚的采矿业资本严重缩减,对外贸易出现危机,城镇人口大幅下滑。这次经济萧条甚至比17世纪那次危机还要严重得多,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玻利维亚经济更加依靠农村地区,更加为生存而斗争。

正是宣布独立才对玻利维亚国家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殖民地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危机继续下去、恶化下来。虽然当代的历史学家通常会轻描淡写政治上的独立对于拉丁美洲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但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却将之视为玻利维亚历史的转折点。重读这次经济危机会让人体会到1825年的这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性。20世纪的历史学家指岀在共和政体的庇护下传统精英坚持的重要性,并强调直到19世纪社会及政治体制的连续性。他们将19世纪80 年代看作是殖民结构转变的始发阶段。同时也需认清这一点:关税联盟的瓦解对于所有新成立的共和国(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美洲所有新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新重商主义时代。所有的新建国家都纷纷建立起关税壁垒,抑或是防止彼此的经济渗透,或是为了对付英国商人。但这对于玻利维亚来说意味着北阿根廷市场的缩减, 从而导致这一区域的经济滑坡。与利马的不和引发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运输成本向来严重限制了玻利维亚的国际贸易。如今因为秘鲁、智利和阿根廷收取港口停泊费而变得更加艰难。阿塔卡马沙漠地区的玻利维亚港口的建立并没有补偿这些新的贸易壁垒的开支。只有1/3的对外贸易利用这个港口,而绝大多数的陆路贸易都受制于外国商人。

因此,玻利维亚的独立极大地限制了上秘鲁传统经济的发展。由于对外贸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的缩减,19世纪初期,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依靠征收贡税、操纵货币流通量、垄断造币厂和白银的出口来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当扩大对外贸易是经济发达地区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时,玻利维亚的税收政策似乎是一种倒退,束缚了当地的生产和贸易。

独立战争中矿厂及冶炼厂都遭到了毁坏,政府对于白银出口的垄断,新的关税壁垒带来的运输成本的增加,西班牙王室信贷及水银销售补贴制度的取消导致采矿行业陷入严重的危机中。1803年,波托西拥有40个炼银厂和几百个采矿厂,而到1825年数量分别减少到了15个和50个。白银生产在18世纪90年代每年平均38. 5万马克;到19世纪前10年里,已经下滑到30万马克;到19世纪第二个10年继续下滑到20万马克,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到了最低点;30年代有所回升,但到了 50年代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水平。从事生产的产业单位也在减少。1846年的一次官方调查显示,到1846年年底,仍有将近一万个采矿厂被迫关闭。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缺乏矿石,而是因为战争导致了资本的流失,设备的摧毁及技术人员的离开,从而导致了矿厂被迫关闭。还有一些相当富有的采矿厂在继续生产,但只能依靠投入大量的资本才能维系下去。而这些矿厂也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需要用蒸汽机抽岀矿井中大量溢出的水。

由于出口贸易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况,玻利维亚城镇里会讲西班牙语的人口呈下降趋势。两个主要的矿业中心,波托西和奥鲁罗的人口数量明显减少,据一个名叫彭特兰的英国调查者的调查,到1827年,这两个城市的总人口已经减少到15000人,其中波托西为9000人,奥鲁罗为4600人。其他的矿业城市境况也都不过如此,丘基萨卡人口数缩减到1.2万人。

但直到1827年玻利维亚国内仍有80万印第安农民。17世纪的经济危机中,出口贸易的减少促进了地方农业市场的扩大和自由的印第安社区的形成。这次发生在19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也产生了类似的局面。一些主要矿业城市及周边市镇的经济停滞不前,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科恰班巴和拉巴斯地区经济的稳定和人口的增长。1827年,拉巴斯毫无悬念地成为玻利维亚人口最多的城市,拥有人口将近4万。紧随其后的是科恰班巴,人口达到3万。这两个地区都是农业中心,原来却是遍布印第安农民的穷乡僻壤。

大城市的发展和南部矿区中心的衰落成为20世纪初玻利维亚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矛盾。出口贸易的减少使得西班牙人的开发大幅下降, 但却增加了印第安农民的收入。这促进了印第安人的国内贸易,由此也加快了他们所在城镇的繁荣发展。这样,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印第安人对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第一次共和党代表大会被迫接受了玻利瓦尔曾经向秘鲁下达的法令,那就是西班牙王室在殖民地的政府向年满18岁到50岁的印第安男性征收贡税。玻利维亚政府很快意识到这个法令会大大减少财政收入,所以这个法令实施不到一年就被废止了,又重新向所有印第安人征收贡税, 而且税率和殖民时期保持一致。玻利维亚政府财政收入的60%来源于贡税,相比之下,在18世纪晚期西班牙王室在当地的财政收入中,贡税仅占25%。由于对外贸易的不景气,白银生产量的下降以及政府无法向白人和混血人种征收土地和商业税,印第安人头税成为19世纪玻利维亚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赋税给印第安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过玻利维亚政府同意保护印第安社区不再受到白人和混血人种的威胁。玻利维亚国会批准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占有权,这一点与玻利维亚的法律是相悖的,因为玻利维亚政府曾经不承认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实际上,直到19世纪60 年代,当贡税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大量下降时,中央政府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才开始实施当代的土地自由占有政策,即社区土地集体所有制。

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内外经济,但最终告于失败。事实上,1825年到1828年间玻利维亚的安托尼奥约瑟德苏克雷政府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里瓦达维亚政府和哥伦比亚的桑坦德尔政府一样,都是典型的拉丁美洲式的改革。苏克雷是一位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者,拥有杰出的思想理念,他倡导建立自发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支持共和思想,试图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他甚至曾经试图在印第安人和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之间关系上进行一次重大改革,而且这种改革是对印第安人有利的。

为了重建战后受到破坏的上秘鲁经济,苏克雷开始重新调整采矿业的经济结构。他开始将矿业进行重组,并在1825年8月使所有废弃的矿厂国有化。随后,苏克雷开始吸收外来资本,鼓励阿根廷企业家,特别是英国企业家在玻利维亚投资建矿厂。这一行动引发了1824年到1825年间的采矿热,甚至一些英国工程师特意到玻利维亚调查矿厂。投机热潮也带动了伦敦资本市场,为了开采南美地区的煤矿,26家矿业协会和公司先后在英国建立。在这些新建立的协会和公司中,对于玻利维亚来说最重要的一家是波托西、拉巴斯和秘鲁矿业协会,该协会预计向玻利维亚投资100万英镑,但实际上的投资数额仅达到这个数字的5%。1825年12月伦敦市场的崩溃几乎宣告所有投机活动无果而终,自此以后,几乎没有英国的机器、资本和矿工进入玻利维亚。没有英国和阿根廷的投资,重新开矿就得不偿失了,除非引进蒸汽动力水泵并大幅度降低成本,但这又谈何容易。这些成本中最难以应付的是劳动力成本。1825年7月,玻利瓦尔废除了全秘鲁地区的米达制,但新的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发现根本没有恢复这一制度的能力。这样,波托西必须进入自由市场去购买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并且提供高额的工资以吸引那些来自农村的印第安农民。这笔开销对于当时这个脆弱的产业来说可谓是沉重的负荷。

苏克雷成功地恢复了西班牙王室造币厂和矿产交易银行的正常运转,即使这样,苏克雷也不能复苏那些废弃的矿厂。最终,只剩下几个当地的玻利维亚矿工使用简单的提炼方法从仅有的矿脉中开采银矿,提供给银行和造币厂。一直以来,矿厂使用蒸汽机将矿井中的水排出,依赖于这种技术已经几十年了,但苏克雷无法增加实际的采矿量。

为了复苏玻利维亚的采矿业,苏克雷提岀了累进税制度以支持新的共和政体。他成功地废除了米达制,并暂时撤销贡税。这一举措打破了原有的西班牙王室垄断的局面,并使烟草业摆脱所有经济限制。苏克雷还同时废除了著名的销售税,降低了一些特别税,如可可生产税。这些税收或者是向社会上最贫困的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或者是限制贸易和生产地税收。现在只征收一种税,即城市和农村的财产和个人所得税。这种税制当时叫作“直接奉献”,确实是一种革命,从而在玻利维亚建立起了现代化的税收结构。

但是新税制实施不到一年就被废除。政府官员们无法管理如此庞杂的税收体系,这需要仔细评估所有公民的财产。没有地籍调查,没有人口普査,除了印第安人的贡税名单还保留着以外,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对人口和财产重新登记。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以后,玻利维亚同时也失去了受过技术培训和良好教育的政府官僚机构中的管理人员,这也是所有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玻利维亚现在只是一个空架子,有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寥寥无几。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财政收入的减少,玻利维亚新政府竟然还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那些有能力为玻利维亚政府服务人员的工资。因此,苏克雷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累进税制度无果而终。另一个问题是,继续征收高额税收的对外贸易累累下降,使国家重要的潜在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枯竭。到1826年年底,政府不得不放弃直接税,重新启用传统的销售税、贡税和其他的累退税来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

财政改革的失败使得苏克雷和教会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与以前其他所有的反教权主义者一样,苏克雷和玻利瓦尔都寻求摧毁教会在新共和国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苏克雷得到了玻利维亚境内相当反动的统治集团,即那些曾经帮助西班牙人的效忠派的支持。所以当苏克雷对教会进行攻击时,教会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至此,教会的势力得以削弱并且名誉扫地。

实际上,苏克雷对教会采取的行动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是最为激进的,这也是他最成功的政府行为。起初,他接管了教会征收税的权力,每年大约20万比索。接着,他又废除了过去西班牙王室巩固教堂信贷结构的改革,没收所有教会资本,包括支付利息的抵押贷款和来自于教会的私有财产,这些财产用来补贴信徒和神职人员俸禄。 然后他的目标对准了寺庙和女修道院。他命令关闭所有人数少于12人的寺庙,使得玻利维亚的寺院的数量由原来的40座减少到12座。这些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并由国家进行统一管理,所有寺院的神职人员 由国家来支付工资。这样一来,共没收城市及乡镇的私有财产300万比索。对男修道院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收归国有并减少了其数量。同时没收其财产380万比索。通过一系列措施,苏克雷收归国有的资产达到800万–1000万比索。

教会财产的没收使得教会在新共和国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严重下降。但是这并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低迷的城市和农村市场使得该国家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资产敢于问津。在这种情况下,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将没收的绝大多数土地及房屋出租出去,这还不如原来教会 本身的收入多。但是,政府现在还必须支付神职人员与僧侣的工资,这些人合起来大约有500多,再加上政府自己的管理人员费用,这样算下来,政府在没收的那些资产得到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可言了。本来是想利用这笔财产来保障内部贷款的可靠性,但鉴于当前国家处于这样一种经济形势,国内资本市场已经不足以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收教会财产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来支付玻利维亚的各个城市建立社会服务和教育机构方面,6个大城市(拉巴斯,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奥鲁罗,波托西,丘基萨卡和塔里加)都设有免费小学和孤儿院,但是这些社会服务机构绝大多数都只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对于玻利维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苏克雷的教会改革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扭转国家经济。但从政治方面来讲,教会改革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玻利维亚共和国剥夺了原来西班牙王室的任免权,没收了教会的全部土地,削减了寺院的数量,通过取消“宗教博爱”制度打破了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城市精英和农民群众的支持。至此,教会在国家事务中只能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了。更为重要的是,玻利维亚由此避免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教派纷争。

结语:独立战争成功以后,玻利维亚虽然获取了独立,但是国家的经济情况也非常的糟糕。虽然苏克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挽回国家的经济,但是仍然没有成功。甚至还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而这种情形在50年之后才得到了改善。